1979年冬天,黑社會身我離開了復雜的電影圈,到美國進修。與其說是故事進修,不如說是療傷。

　　 在美國一年半,黑社會身哈爾濱外圍模特預約（外圍經紀人）外圍女（電話微信199-7144-9724）提供頂級外圍女上門，可滿足你的一切要求我拍了一部港片《愛殺》。1981年夏回到臺灣,故事文藝片已不再受接待,代之而起的是新藝城式的喜劇片。英俊小生也沒以前那么受接待,黑社會身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喜劇演員、硬底子演員、故事諧星,黑社會身就算是文藝片的女生也要大展拳腳扮兇狠手辣狀。我這個素來演愛情文藝大悲劇的故事演員,竟然也要戴起眼罩扮獨眼龍,穿著高筒靴拿著長槍,一臉冷漠,學人家打打殺殺的。

　　 回到臺灣的黑社會身3年時間,我拍了14部戲。接觸的故事工作人員很復雜,這些人也跟我在電影里一樣,也在私下上演著真實人生的刀槍拳腳江湖片。

　　 在拍《慧眼識英雄》的黑社會身第一天,現場出現一位笑臉靦腆、個子矮小的故事男士,我和他攀談了幾句,覺得這個人很有趣。之后聽說他是黑社會身哈爾濱外圍模特預約（外圍經紀人）外圍女（電話微信199-7144-9724）提供頂級外圍女上門，可滿足你的一切要求黑社會老大、是故事×老板,想找我拍戲。我看他靦腆像個大暴徒,黑社會身幫他拍了幾部戲。他算是個講道義的黑幫人士,并沒有讓我吃虧。

　　 臺灣的交通很亂,有一次他坐我的車,旁邊的車不守交通法則,我破口大罵,他反倒被我嚇了一跳。又有一次大伙兒吃完晚飯,他發起我到狄斯角夜總會聽歌,我雖然想去看一看,但又擔憂那種場合會很亂,他靦腆地笑著說:“最亂的就在你身邊,你另有什么好怕的?”說得也是。

　　 回臺拍的幾部戲,票房成績都不錯,于是我又成為搶手的演員。這對我來說卻并不是件好事。許多黑社會老大都找上了門,我實在不想接他們的戲,卻怎么推也推不掉。他們出手豪邁,而且所有條件都肯接受,如果不接的話,就等于是敬酒不吃吃罰酒。

　　 有一晚,一個黑道人士,背著一個旅行袋,里面裝滿了現款,250萬臺幣堆滿了我客廳的咖啡桌。等他走后,我拿到臥室,放進小保險箱里,卻怎么都不能一切塞出來,只好拿出一部分放在抽屜里,等到隔天存入銀行。

　　 朋友知道后為我捏了一把冷汗,說我太大膽了。我想也是,那時全家人都會在美國,只有我一個人在臺北,萬一出了什么事,那可怎么得了……

　　 ———警察局對面,拍戲空當,我回我的小白車后座歇息,秘書葉琳頻頻提醒我不要開后車廂。我覺得新鮮,沒事我干嗎開后車廂?原來制片在前面放了許多手槍。

　　 ———夜間,有一位制片開車載我和秘書葉琳到臺中拍戲,要等到天亮才開始拍,拍完我的部分再接我到其他現場。因為太累了,倒在后座就呼呼大睡,突然之間“嘭”的一聲,大家嚇了一跳,葉琳和制片轉頭看我,原來我滾到坐椅下了。我瞧見葉琳的臉色非常難看,說了聲:“我沒事!”又持續睡覺(sleep)。到了天亮,下了車,葉琳在我耳邊輕聲通知我為什么她臉色難看,因為她在前座的坐椅下摸到一把槍。

　　 ———天剛亮,我和爾冬升拍完夜戲,很累,經過田埂,看到一輛奔馳車陷在稻田里,許多人在想辦法把它弄上來,我瞄了一眼也懶得理。片場小弟說那車是來接我們的,爾冬升馬上鉆進我的車,說他寧愿坐我的小破車也不愿意坐他們的奔馳車。在車上,爾冬升說,站在奔馳車旁那個男的,臉上表情冷冷的,眼光很兇。聽說他叫×××,我按諧音給他取了個外號叫“螺絲起子”。

　　 ———拍戲現場,化妝時間,有一位黑幫小弟,試探性地問我:“跑路的話,你會不會借錢給我?”我冒充不知道什么叫跑路,旁邊的人幫忙注釋,我靈機一動:“呸!呸!呸!不要講這種不吉祥的話。”之后爾冬升跟我咬耳朵:“我剛才很替你鎮靜,不知道你會怎么說。還好你答得機警!”

　　 ———我們在椰如餐廳拍時裝打斗片,一進餐廳就感覺氣氛怪怪的,有一位強壯矮小、頭發鬈鬈、臉上有刀疤的須眉,站在化妝桌旁,化妝師拉我到一邊,通知我他是我的貼身保鏢,外號叫“小玫瑰”。真逗笑,這樣的外形居然叫小玫瑰,我偏叫他“刀疤小玫瑰”。我們在餐廳門口拍攝,刀疤小玫瑰就坐在對面小巴上。拍到放槍的戲,槍聲很響,說時遲那時快,突然之間之間之間對面巴士跳出一個人用槍指著我們這個方向,反倒把我們嚇了一大跳,原來小玫瑰以為這邊有槍戰。弄得我們啼笑皆非,卻又忍著不敢笑。

　　 ———在陽明山拍夜戲,山上來了兩個制片人。聽說他們都帶著武士刀,還以為會有血淋淋的事發生,幸好最終皆大歡樂。原來他們3部戲每日都分到8個小時。一天才24小時,那就表示我幾天都別想睡覺。

　　 那個時候我一心想離開臺灣這個是非圈,到香港發展。正好1984年導演林嶺東請我到香港拍《正人好逑》,我一口答應了。從此以后,香港片約一部接一部,我就在香港待下了,現在已是名副其實的香港人。

　　 追念到當年黑社會在我身邊的日子,能夠全身而退,真是上天保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