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一 20世紀前以遺物展示為目的的舊石器繪圖
a.皮爾特的繪圖方式 (引自De Perthes M.B., Antiquités Celtiques et Antédiluviennes:Mémoire sur l’Industrie Primitive et les artsàleur origine, Vol.3, Paris:Treuttel et Wurtz, 1864) b.莫爾蒂耶的繪圖方式 (引自De Mortillet G.Classification des Diverses Périodes de l’?ge de la Pierre, par Gabriel de Mortillet:Extrait du Compte Rendu du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Anthropologie et d’Archéologie Préhistoriques 6me Session, Brux:1872, pp.432-465, Typ.de Weizenbach, 1873)
一、20世紀前以遺物展示為目的舊石的繪圖
在歐洲, 從17世紀后期到19世紀早期, 在河流階地和洞穴地層中打制石器與絕滅動物共存的現象逐漸被公眾所了解, 但是在《圣經》神創論的背景下, 這些石器的古老性一直沒有得到當時科學界的普遍承認[2]。19世紀前半期,器繪 舊石器考古工作的杰出代表是法國考古學家和古物收集者皮爾特 (Jacques Boucher de Perthes, 1788～1868) , 他在索姆河谷 (Somme Valley) 阿布維爾 (Abbeville) 附近的地層中發現了打制石器與絕滅動物共存的證據, 但是它們的年代沒有得到認可[3];1847年, 皮爾特發表了《大洪水之前的凱爾特古物》第一卷[4], 當時科學界的權威繼續否認這些石器的古老性, 認為那些所謂的燧石工具是從地表混入的。這些爭論吸引了一些國外科學家的圖方注意, 1859年地質學家約瑟夫·普雷斯特維奇 (Joseph Prestwich, 1812～1896) 、考古學家約翰·伊文思 (John Evans,式的示 1823～1908) 和地質學家查爾斯·賴爾 (Charles Lyell, 1797～1875) 一起來到索姆河谷的遺址, 他們一致認為皮爾特的發現是可靠的, 其證據可以有力地證明人類曾經與絕滅的哺乳動物共生, 官方也終于接受人類在第四紀開始時就已存在的事實[5]。
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變遷 進化論在考古學研究中發揮著主導作用, 這一階段也被考古學史研究者歸入進化考古學階段[6]。在進化論思想的和啟背景下, 這一時期考古學的主要任務是論證技術進步的合理性[7], 而舊石器考古學的目的主要是探索人類的起源, 建立人類進化的歷時性框架, 這種工作以法國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莫爾蒂耶 (Gabriel de Mortillet,法國 1821～1898) 為代表。通過借鑒地質學和古生物學研究中的“標準化石法”, 莫爾蒂耶使用有限的器物類型來區分每個時期, 并用典型遺址來命名不同的時代, 但他對石器工具是如何制作的并不感興趣[8], 其常常被引用的研究成果是歐洲石器時代的分期[9]:阿舍利期 (Acheuléen) 、莫斯特期 (Moustiérien) 、梭魯特期 (Solutréen) 、馬格德林期 (Magdalénien) 和新石器時代的羅本豪森期 (Robenhausien) 。
從皮爾特和莫爾蒂耶發表的舊石器線圖看, 這個階段的舊石器繪圖并未遵循特定的規范, 其目的主要是展示出土的遺物資料, 推測其使用方式, 以體現其人工屬性。我們分別以皮爾特的深圳外圍上門外圍女（電話微信181-8279-1445）真實上門外圍上門外圍女，快速安排30分鐘到達《大洪水之前的凱爾特古物》[10]和莫爾蒂耶的《對石器時代不同時期的分類》[11]為參考, 來進一步展示和分析舊石器研究起步階段的繪圖方式。
在皮爾特著作所附的圖版中, 我們可以發現其舊石器的繪制有如下的要素和特征:石器的輪廓、片疤范圍, 片疤內填充波紋或條紋, 自然面用網格紋表示, 注重明暗表現但光線來源方向不穩定;主要繪制石器的一個面, 偶爾會表現兩個面;石制品的擺放方式以其形態長軸為準, 或橫擺或縱放;有時繪制手持石器工具的方式;所選取的石器標本主要是工具 (圖一, a) 。在莫爾蒂耶的書中, 舊石器的繪制體現出一定程度的進步, 其繪制的要素和特征包括石器輪廓、片疤范圍, 片疤內填充同心波紋, 注重明暗表現且光線比較固定地來自左上方, 根據石器情況表現兩個面或側面, 石制工具的擺放方式基本上按形態長軸縱放, 所選取的石器標本主要是工具 (圖一, b) 。
鑒于皮爾特和莫爾蒂耶在19世紀舊石器考古領域的重大影響力, 他們的石器線圖應該可以代表當時流行的繪圖方式和水準。整體上看, 他們的繪圖方式都偏向于美術中的素描, 都選擇具有代表性的精美石器進行繪制, 而后者體現了“標準化石法”的指導思想。但是, 從皮爾特到莫爾蒂耶, 舊石器繪圖還是有所發展的。比如莫爾蒂耶規定了光線來自左上方和繪制同心波, 這些與現代舊石器繪圖所秉承的原則是一致的。他們的繪圖以“展示遺物”為目標, 沒有特別表現出石制品的技術特征。
圖二 20世紀60年代類型學方法下的舊石器繪圖
(引自Bordes F., Typologie du Paléolithique Ancien et Moyen, France:Presses du CNRS, 1988)
二、20世紀70年代前類型學方法指導下的繪圖
進入20世紀, 法國舊石器考古學沿著兩個大的流派發展, 一個是以步日耶 (Henri Breuil, 1877～1961) 和博爾德 (Fran?ois Bordes, 1919～1981) 為代表的舊石器文化和類型學研究;另一個是以操作鏈概念為根基發展出來的技術研究[12]。由于技術研究體系在此階段只有理念上的鋪墊, 其指導下的技術分析圖到20世紀70年代后才被系統地提出和完善, 所以下文將詳細介紹類型學方法指導下的繪圖。此階段類型學在繪圖領域的主要貢獻是促進繪圖的規范化, 并使其直接服務于舊石器文化研究。
20世紀70年代以前, 法國學術界未見有文章或專著專門討論舊石器繪圖的方法和規范。《法國史前學會通訊》在此期間曾連續發表過大量的論文和報告, 這些文章中的石器線圖也未體現出統一的規范和標準[13], 它們更多地體現了不同繪圖者的個人習慣, 而且線圖的質量參差不齊。不過, 這些線圖展現出來的繪圖發展趨勢是從粗糙走向精細, 從隨意到準確和規范化。由于這一時期的石器線圖資料非常多, 我們從如下幾個方面對繪圖的總體情況做一簡要總結。
1. 標本選擇的標準
主要選取典型標本進行繪制, 尤其是經過加工的工具, 石核與普通石片較少繪制;賦予標本以具體的名字, 比如刮削器、刮刀、尖狀器、石斧等。
2. 石器輪廓與片疤范圍
石器輪廓一般都繪制清楚, 片疤的范圍有的繪制準確, 有的則比較隨意, 片疤之間的棱脊有時用空隙來表現。
3. 同心波與放射線
有的繪制比較規矩, 有的則很隨性;很少繪制放射線。
4. 明暗對比
有的繪制技術高超, 明暗對比和諧, 有的則過于深暗或過于淺白;光線來源不穩定, 有的來自上方, 有的來自下方。
5. 繪制的面數
絕大多數情況下都只繪制一個面, 通常是片疤較多的那個面, 有時候會有意識地繪制另一面片疤較多的局部特征。
6. 擺放方式
一般情況下按石器的長軸縱向擺放, 不過也有少量是橫著擺放的;縱向擺放時, 大多數都是工具刃口朝上, 有時也可見刃口朝下。
7. 符號
絕大部分石器類型沒有符號標注, 但是對于雕刻器 (burin) , 通常可見用箭頭指向雕刻器的刃口部分, 偶爾可見用箭頭指向加工痕跡。
由于這一時期舊石器考古學的研究任務主要是展示、辨識和劃分石器類型, 進而判斷石器工業的時代與文化屬性, 研究方法主要是類型學, 所以在繪圖上也側重表現石制品的形態和類型特征, 沒有深入到石器的制作技術與過程[14]。真正成熟的類型學研究是由博爾德在20世紀50～60年代奠定的, 代表作是《舊石器時代早中期的類型學》[15], 以類型學為基礎的考古學文化研究體現在他對莫斯特文化石制品組合的研究當中[16]。雖然博爾德的著作未專門討論如何繪制舊石器, 但是在《舊石器時代早中期的類型學》中對相關的術語做了定義, 比如打擊點、半椎體、同心波、形態軸和打擊方向軸、不同的刃口加工類型等, 而該書的廣泛傳閱使其石器線圖幾乎成為一種繪制范例, 所以我們在此簡要總結其石器的繪制特征。
首先, 所選取的標本主要是工具和特殊石片 (如勒瓦婁哇石片) , 普通石片與石核少見或沒有;雖然很多石制品的繪制都只展示一個面, 但是也有大量線圖有選擇地表現另外的面、側視輪廓或尾部片疤特征, 甚至石制品遠端、中間部位的截面也被繪制, 有時僅繪制另一個面的一部分以表現重要特征 (往往是加工片疤) ;擺放方式上, 多數都按照形態長軸縱向擺放, 但也有一些是橫向擺放的;同心波的繪制大多比較規范, 但也有少數繪制不清晰[17];總體來看, 線圖繪制比較清楚, 明暗對比和諧, 光線來源穩定 (多為左上方) 。符號方面, 雕刻器一般都有箭頭標注, 但是個別線圖在繪制石片腹面時會用箭頭指向打擊點所在的位置 (圖二) 。
圖三 傳統圖 (左) 與技術分析圖 (右) 的比較
(引自Dauvois M., Précis de Dessin Dynamique et Structural des Industries Lithiques Préhistoriques, Périgueux:Fanlac, 1976.注:技術圖左下角缺失小片疤, 但不影響對該石片技術過程的整體判斷)
三、20世紀70年代后技術分析圖的出現和發展
稍晚于博爾德類型學體系的建立,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法國舊石器技術分析方法開始發展并逐步形成體系。在石器繪圖方面, 法國學者杜瓦 (M.Dauvois) 首次系統討論了科學的繪圖規范和方法, 并提倡繪制“技術分析圖” (Schéma Diacritique) [18], 得到了隨后研究者的遵從和不斷完善, 比如依妮桑 (Marie-Louise Inizan) 等人的《打制石器的技術》制定了打制石器的制圖規范和方法[19], 其英文版《打制石器的技術與術語》[20]幾乎成為世界范圍內打制石器技術研究者的教材[21];技術分析圖也被后來的學者所借鑒, 如博依達 (Eric Bo?da) 團隊進一步發展出來的技術-功能分析圖[22]。在此, 我們主要對杜瓦的繪圖方式進行介紹。
杜瓦在其《史前石器工業動態和結構性繪圖的概論》[23]一書中指出, 雖然繪圖在石器工業的研究中起著重要作用, 但是當時的學術界并未發展出系統的繪圖方法、技術和標準。鑒于此, 作者希望通過本書提供一套科學的繪圖規范, 以方便學術交流。
該書第一部分詳細講解了繪圖的步驟和過程。包括石制品的朝向 (形態軸與剝坯軸) 和不同類型石制品 (經過打制的礫石、兩面器、三面器、薄刃斧、刮刀、尖狀器等) 的擺放方式、繪圖工具的準備、石制品的測量方式、光線來源的規定 (左上方) 、陰影效果、鉛筆、修改工具 (橡皮擦、刮刀) 等。之前的石器繪圖常常只表現石制品的一個面 (一個視圖) , 而作者提倡盡可能多地繪制所有需要展現的面。作者對石制品不同面的展開 (擺放) 方式、石制品的主要視圖 (vue principale) 以及特殊情況進行了詳細規定和舉例說明, 對石制品的腹面、遠端、近端、截斷 (troncature) 、剖面、破裂、磨損痕跡等具體部位的繪制方法和技巧進行了講述, 還討論了比例尺、符號和排版等問題。
在第二部分, 杜瓦專門介紹了技術分析圖的繪制目的和方法。技術分析圖只繪制石制品的輪廓和脊線, 用箭頭和數字來表達打制過程, 是對傳統圖的一種簡化。技術分析圖的繪制涉及一些慣用的符號, 作者詳細介紹了各類符號所代表的意義。采用數字和符號來標注打制動作的先后以及石制品的技術特征并非作者的首創, 而是對已有使用方式的一種規范和發展。杜瓦認為技術分析圖有兩點優勢:更加經濟而且更具有說服力。因為技術分析圖不需要像傳統圖那樣表現石制品的陰影和透視效果, 它僅僅通過數字和符號來展示石制品的打制過程和技術信息 (圖三) , 比如復原石核剝坯過程 (毛坯的生產過程) 。
最后, 作者討論了繪圖的地位和方法。他認為繪圖是科學研究的一部分, 其第一要義是準確, 其次是美觀, 但前提是人們要知道需繪制什么;石制品的繪制應該是形態、技術和類型等信息的表達, 它要完整展示所有的石制品而非僅僅選取那些典型的工具。繪圖是一種科學實踐, 是將實物轉化為圖像的過程, 其危險之處在于它代表著觀察者的視角, 是根據人腦預先存在的知識和目標而完成的, 因而是一種闡釋行為。換句話說, 繪圖結果體現了繪制者對石制品打制過程的復原。
再現石制品的打制過程是復原操作鏈的重要一環, 因此技術分析圖的出現是20世紀60年代操作鏈理念影響下的必然發展。技術分析圖除了要像傳統圖一樣“客觀地”展示石器的形態和表面特征外, 更需要對石器的打制過程和打制者所運用的操作程式進行判斷和復原, 所以技術分析圖的繪制過程始終伴隨著研究者的思考和判斷, 而且它必須建立在整合分析所有石制品材料的基礎上。雖然技術分析圖的繪制是從單件石制品開始的, 但是孤立的石制品并不能展現石器工業的生產特征, 必須對所有材料進行反復比較, 通過整合分析才能提煉支配石器工業生產體系的技術機制和邏輯規則, 從而最終確定單件石制品在整個石器工業生產體系中的位置并復原操作鏈的各個環節[24]。因此, 技術分析圖并不滿足于再現石制品的形態和表面特征, 正如杜瓦所言, 繪圖實際上是一種分析和闡釋行為, 這一點也構成了它與傳統繪圖的根本差異;它使得石制品的繪制從之前的二維形態展示轉變為三維結構呈現, 從而獲取了更多的技術信息。杜瓦奠定了舊石器技術研究的繪圖基礎, 他提倡的繪圖規范隨后在法國舊石器考古學界被廣泛遵從, 并得到進一步的完善和發展。
圖四 同一件兩面器上的兩對技術-功能單元A和B
(引自Bo?da E., Techno-logique&Technologie:Une Paléo-histoire des Objets Lithiques Tranchants, France:@rchéo-éditions.com, 2013.據原圖修改)
圖五 工具刃口部位的技術特征舉例
a.刃口的二面結構b.觀察刃緣的視角c.刃緣的正視形態d.刃緣的側視形態e.刃緣的橫視形態f.刃角度數
四、20世紀90年代后針對工具的技術-功能分析
圖雖然技術分析圖能夠很好地展示石核的剝坯過程和毛坯的生產過程, 但是無法進一步用來分析工具。從操作鏈的角度看, 在石器工業生產的過程中, 二次加工發生在毛坯生產之后, 其目的是為了完成工具[25];從技術的角度看, 它的目的是為了改變或創造某些技術特征, 實現從毛坯向工具的跨越[26]。為了研究工具的功能和使用方式, 20世紀90年代初法國學者創立了技術-功能分析法。研究者可以通過仔細觀察工具刃口的技術特征, 并綜合分析整個石器工業的技術-功能單元以推測工具的預設功能和使用方式, 從而理解打制者的生產意圖, 復原操作鏈的目的[27]。
在技術-功能分析的早期研究實踐中, 研究者提出“以刃口為先”的分析方法, 因為工具加工的目的是為了創造出一個或多個合適的刃口, 工具的預設功能與使用方式都是由刃口的技術特征決定的。在工具的使用過程中, 刃口是與被作用的物質對象直接接觸并發揮作用的部分;“以刃口為先”反映了工具生產和使用過程中的一種技術邏輯, 根據這種邏輯, 工具可以被分解為至少三個部分:持握部分、作用于加工對象的部分和傳遞能量的部分, 它們相互連接, 但可能是以不同方式結合在一起的[28]。根據這幾個不同的構成部分, 研究者將工具分解為不同的技術-功能單元 (unitétechno-fonctionnelle縮寫為UTF) , 一個技術-功能單元被定義為“一組通過協同作用整合起來的技術要素和 (或) 技術特征”[29]。理論上, 一個工具至少由兩個技術-功能單元構成[30], 一個是使用-功能單元 (UTF-CT) , 另一個是持握-功能單元 (UTF-CP) [31]。在技術-功能分析的過程中, 一件石制品往往可以被定義成多個“工具”, 即具有多個使用-功能單元 (圖四) 。這種對于工具的新認知完全不同于傳統的類型學分類, 它可以有效避免出現模棱兩可的工具類別, 尤其是當不同刃口同時出現在一件毛坯上時, 它能更客觀地展現工具的技術特征, 并揭示使用單元和持握單于持握-功能單元的分析, 同樣需要展示持握單元的表面和結構特征, 要注意工具的持握方式和部位, 因為這會直接影響工具的使用方式;還需要考慮到工具裝柄的可能性, 工具是否裝柄與工具的使用方式有著緊密關系, 而工具的裝柄方式也會影響工具的使用方式[32]。在繪圖表現上, 技術特征有時也可以用更加抽象的方式來綜合展示, 元的多樣性, 這些復雜的技術信息是被傳統類型學研究方法和繪圖所掩蓋的, 因而加深和豐富了研究者對石制品的認知。
在繪制技術-功能分析圖時, 研究者需要辨識工具上存在的不同技術-功能單元。對于使用-功能單元, 尤其需要展示出工具刃口部位的技術特征, 包括刃緣的正視形態、側視形態、橫視形態、刃角度數、刃口二面結構的特征等 (圖五) , 因為這些要素是判斷不同使用-功能單元的重要依據。對比如黔西觀音洞的石器工具就可以歸納為兩大類別, 即正視輪廓為單邊延伸和雙邊匯聚形態的刃口, 其內部又存在多個不同的刃口類型[33]。因此, 技術-功能分析圖的繪制與前述技術分析圖的繪制有著相同之處, 它們都是研究者對石器本身的研究結果, 是一種對于石器制作過程和制作目的的系統闡釋。在圖像表現上, 技術分析圖和技術-功能分析圖顯得更加多樣和靈活, 毛坯的生產過程和工具的結構特征都能夠得到揭示, 它與以“客觀”描繪石制品的形態特征為目的的類型學繪圖有很大差異。
五、討論
通過回顧法國舊石器繪圖的歷史, 我們發現其最初的繪圖是以遺物展示為目的, 而且僅僅繪制那些具有“標準化石”意義的石制品, 然后緩慢過渡到以客觀再現石制品的形態和表面特征為目標的類型學階段, 經歷繪圖規范化和統一相關術語的努力, 隨后在“操作鏈”理念的影響下逐漸走向“繪圖即闡釋”的技術分析圖和技術-功能分析圖的新階段。法國舊石器繪圖方式的變遷是其舊石器研究范式變化的反映, 研究范式的變化是驅動繪圖方式發生轉變的主要動力。在這個過程中, 真正具有范式意義的只有類型學和技術學兩大方法體系, 在類型學之前的前范式階段, 繪圖并未形成統一的規范。
20世紀60年代以來, 類型學方法研究打制石器受到舊石器學術界的持續討論和反思。然而, 在爭論的過程中, 法國舊石器考古學界逐漸發展出另外一條獨具特色的研究史前打制石器的新路徑, 即系統的技術研究方法, 而且目前還在沿著這條路徑不斷發展[34]。從類型學到技術學的研究轉變, 促使石器繪圖的目的也發生了根本變化, 繪制技術分析圖成為一種研究行為和展示研究結果的方式, 是技術分析方法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在技術分析研究者那里, 傳統繪圖并未被放棄, 而是與技術分析圖結合起來, 以更全面地復原和展示石制品的打制“歷史”。因此, 技術研究者賦予了繪圖以全新的目標和意義, 它不再是一種技工人員可以完成的體力工作, 而是一項充滿思考的智力活動。
然而, 作為“技術闡釋”的技術圖可能會面對繪圖缺乏“客觀性”的質疑, 即技術特征的判斷、技術-功能單元的識別等分析過程是否太主觀了?技術分析者是這樣看待這個問題的。首先, 作為觀察者和研究者, 其主觀傾向是不可避免的, 這并不是技術研究者所獨有的問題, 類型學研究者也一樣存在主觀的判斷過程, 比如標本的選取和功能的推斷;第二, 絕對的客觀并不存在, 任何研究者都無法達到絕對的客觀, 追求絕對的客觀會導致研究無法開展, 這是研究人類文化的考古學家必須承認的問題;第三, 技術研究者認為解決“客觀性”問題的合理方式是接受研究者本身存在的主觀性, 并充分意識到技術現象的復雜性, 承認研究無法實現絕對客觀, 通過自我批評和反思來盡可能地避免主觀, 同時包容研究結果的不確定性, 保持結論的開放性[35]。
近年來, 隨著3D建模、激光掃描和數字攝影技術的發展, 很多學者將其引入到舊石器考古學的研究中[36]。客觀地說, 這些技術手段在其適用范圍內對田野考古和研究無疑是有促進作用的, 但是對舊石器研究而言, 這些技術手段是否像一些研究者所宣稱的那樣可以很好地減輕石器繪圖的壓力, 提高圖像的準確度, 或者有效避免繪圖者的主觀因素, 甚至是直接替代手工繪圖?其實, 這些問題的回答取決于我們如何定位舊石器繪圖的目的。
首先, 關于技術手段和研究方式的“客觀”與“主觀”問題。表面上看, 儀器獲取和軟件處理的圖像似乎比手工繪圖更客觀, 因為“所見即所得”, 照片似乎能有效避開眼睛觀察和大腦思考帶來的片面和主觀, 但是實際上無論采用何種科學儀器來開展研究, 研究者的“主觀”傾向都是不可避免的, 研究者只會觀察到自己想觀察的內容, 這是作為人文科學分支的考古學與依靠儀器設備檢測和處理數據的自然科學之間的重要區別。其實, 掃描和攝影儀器獲取的圖像其表現的內容、方式和角度從根本上來說還是由研究者決定的, 是為研究者的解釋服務的, 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標本的有效信息并不一定能夠通過儀器表達出來。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 雖然技術研究方法體系中的舊石器繪圖是研究者觀察和思考的結果, 即“所思即所得”, 但判斷石器表面技術特征的原則和標準是客觀的、一致的, 在學者之間是可以交流和檢驗的;技術分析還要求研究者整合研究遺址或地層內的所有石制品, 要把技術產品放在遺址乃至區域層面的技術背景 (context) 中去理解, 而不是孤立地看待某類石制品的有無, 所以最大程度地限制了主觀性。因此, 對于石器手工繪圖或儀器設備成圖哪個更客觀、哪個更主觀的問題, 我們需要辯證地認識。
其次, 關于石器手工繪圖可否由儀器設備取代以便減輕石器繪圖壓力的問題。我們認為在實際研究過程中, 用手工繪圖還是用儀器設備成圖取決于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 因為任何研究方法和手段都是為了提取研究者所需要的信息, 它們是為最終的解釋服務的。如果繪圖的目的是像照片那樣僅僅再現石制品的形態和表面特征, 那么舊石器繪圖完全可以用照片來替代;如果還要繼續探索打制石器涉及的技術行為和人類的認知特征, 那么就必須手工繪制技術圖, 照片只能起輔助展示作用, 兩者可以互補[37]。因此, 如果攝影、掃描儀器要取代手工繪圖, 那么它們也只能替代類型學方法下的傳統繪圖, 而技術研究體系下的技術圖無法用照片取代, 因為照片無法自己提供真正有用的技術信息。所以, 用攝影技術替代手繪線圖的主張也促使我們重新思考繪圖的目的, 即舊石器繪圖是要滿足于忠實記錄石制品的形態特征, 還是要進一步走向技術闡釋?
六、結語
從19世紀開始, 繪制石器成為史前史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工作, 其目的是讓那些無法親自接觸石器的研究者也能夠“看到”石器, 因為一張準確的線圖勝過一段詳細的文字描述[38], 這是石器繪圖產生的初始動力, 即展示遺物的存在和特征。自然地, 其繪圖只能告訴我們石器的形態而不是在理解石制品, 因此這時石器繪圖更多地屬于一種對物品進行圖形記錄的行為。在法國舊石器研究傳統中, 繪制石器的目的隨著研究的進展發生了變化, 演變路徑是從描繪記錄、區分類型到復原石制品的打制過程, 再到推測工具的預設功能和使用方式。繪圖方式最具有革命意義的變化體現在類型學向技術學的研究轉變過程中, 并在技術研究的深入發展階段得到了進一步的創新。
在技術研究階段, 舊石器繪圖的重心從“客觀描繪”轉向“技術闡釋”, 研究者不再滿足于準確記錄石制品的形態特征, 而是以細致的“技術閱讀”為基礎, 通過繪圖來分析和展示打制者的行為過程和技術認知。作為舊石器技術研究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繪制技術圖是一項需要研究者親自完成的基礎性工作, 因為繪圖即闡釋。對于今天的舊石器考古研究而言, 無論是使用攝影技術成圖, 還是手工繪制傳統圖或技術分析圖, 研究者應當對這些圖像表達方式的目的有更加清楚的認識, 繪圖方式的選取往往是由特定的研究目標所決定的;所以, 最重要的是發揮各種途徑和手段的長處, 為更深入地復原和解釋古人類的行為和文化提供更多的可靠信息。
注釋:
[1]a.Dauvois M., Précis de Dessin Dynamique e Structural des Industries Lithiques Préhistoriques Périgueux:Fanlac, 1976.b.Laurent P., Le Dessin des Objets Préhistoriques Une Introduction, Revue Archéologique du Centre de la France, 24 (1) , pp.83-96, 1985.c.Montet White A., Archeology:Lithic Illustration Drawing Flaked Stone Artifacts for Publication Lucile R.Addingt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89 (4) , pp.1001-1002, 1987.d.Laurent P., Dessin et Archéologie, Revue Archéologique du Centre de la France, 25 (1) , pp87-98.1986.
[2]布魯斯·G·特里格著, 陳淳譯:《考古學思想史》 (第2版) ,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0年。
[3]Schleicher C., Jacques Boucher de Crèvec?ur de Perthes 1788-1868, Notic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Préhistorique de France, 29 (5) , pp.230-2331932.
[4]De Perthes M.B., Antiquités Celtiques et Antédiluviennes:Mémoire Sur l’Industrie Primitive et les ArtsàLeur Origine, Vol.3Paris:Treuttel et Wurtz, pp.1-628, 1864.
[5]同[2]。
[6]同[2]。
[7]格林·丹尼爾著, 黃其煦譯:《考古學一百五十年》, 文物出版社, 2009年。
[8]同[2]。
[9]De Mortillet G., Classification des Diverses Périodes de l’?ge de la Pierre, Par Gabriel de Mortillet:Extrait du Compte Rendu du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Anthropologie et d’Archéologie Préhistoriques 6me Session, Brux:1872, pp.432-465, Typ.de Weizenbach, 1873.
[10]同[4]。
[11]同[9]。
[12]李英華等:《法國舊石器技術研究概述》, 《人類學學報》2008年第1期。
[13]筆者檢索閱讀了網站http://www.persee.fr/collection/bspf上公布的《法國史前學會通訊》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Préhistorique de France) 1904~1960年發表的大量文章, 因數量太大, 本文不再逐一列舉這些文獻。
[14]不過偶爾可見對石核剝坯技術的討論, 參見Barnes A.S, Cheynier A., étude sur les Techniques de Débitage du Silex et en Particulier des Nuclei Prismatiques,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Préhistorique de France, 32 (5) , pp.288-299, 1935.或者是對石核剝坯過程的復原, 參見Vignard M.E., Stations Paléolithiques de la Carrière?Abou-el-Nour, près de Nag-Hamadi (Haute-Egypte) ,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Préhistorique de France, 27 (5) , pp.301-3201930.
[15]Bordes F., Typologie du Paléolithique Ancien et Moyen, Publications de l’Institut de Préhistoire de l’Universitéde Bordeaux, Mem.1, Bordeaux Delmas, 1961.
[16]Bordes F., Mousterian Cultures in France Science, 134 (3482) , pp.803-810, 1961.
[17]該書圖版的線圖并非都是博爾德親自繪制的, 有的線圖是引用的, 所以繪制風格和質量并不統一。
[18]同[1]a。
[19]Inizan M.L., et al., Technologie de la Pierre Taillée, Meudon:CREP, 1995.
[20]Inizan M.L., et al., Technology and Terminology of Knapped stone, Nanterre:CREP, 1999.
[21]同[12]。
[22]Bo?daé., Détermination des Unités TechnoFonctionnelles de Pièces Bifaciales Provenant de la Couche Acheuléenne C’3 Base du Site de Barbas I, in Cliquet D. (ed.) , Les IndustriesàOutils Bifaciaux du Paléolithique Moyen d’Europe Occidentale, ERAUL, 98, Liègeéditions de l’Universitéde Liège, pp.98, 51-75, 2001.
[23]同[1]a。
[24]a.李英華等:《舊石器技術研究法之應用-以觀音洞石核為例》, 《人類學學報》2009年第4期。b.李英華:《舊石器技術:理論與實踐》,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7年。
[25]同[20]。
[26]Soriano S., Statut Fonctionnel de l’Outillage Bifacial dans les Industries du Paléolithique Moyen:Propositions Méthodologiques, Les IndustriesàOutils Bifaciaux du Paléolithique Moyen d’Europe Occidentale, pp.77-84, 2001.
[27]a.同[12]。b.同[24]b。
[28]Lepot M., Approche Techno-fonctionnelle De l’Outillage Lithique Moustérien:Essai de Classification des Parties Actives en Terme d’EfficacitéTechnique,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nterre:University of Paris X, 1993.
[29]Bo?da E., Technogenèse de Systèmes de Production Lithique au Paléolithique Inférieur et Moyen en Europe Occidentale et au ProcheOrient, Paris:Universitéde Paris X-Nanterre1997.
[30]在兩面器 (pièce bifaciale) 中, 由于傳遞能量的部分常常被整合到持握部分和作用于加工對象的部分, 因此傳遞能量的部分可以忽略不計, 所以只保留前兩者。參見注[22]。
[31]同[22]。
[32]Bo?da E., Techno-Logique&Technologie:Une Paléo-histoire des Objets Lithiques Tranchants, France:@rchéo-éditions.com, pp.1-259, 2013.
[33]a.同[24]b。b.李英華等:《石器研究的新視角:技術-功能分析法-以觀音洞遺址為例》, 《考古》2011年第9期。
[34]a.同[12]。b.Audouze F., Préface:Une Trajectoire Originale In Bo?da E., Techno-Logique&Technologie:Une Paléo-Histoire des Objets Lithiques Tranchants, France:@rchéo-éditions.com, 2013.c.Audouze F., New Advances in French Prehistory Antiquity, 73 (279) , pp.167-175, 1999.
[35]a.Morin E., Introductionàla Pensée Complexe, Paris:éditions du Seuil, 2005.b.Chevrier B., Les AssemblagesàPièces Bifaciales au Pléistocène Inférieur et Moyen Ancien en Afrique de l’Est et au Proche-Orient:Nouvelle Approche du Phénomène Bifacial Appliquée aux Problématiques de migrations, de Diffusion et d’évolution Locale, PhD thesis Paris:UniversitéParis Ouest Nanterre La Défense, 2012.
[36]a.Bretzke K, Conard N J., Evaluating Morphological Variability in Lithic Assemblages Using 3D Models of Stone Artifact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39 (12) , pp.3741-3749, 2012.b.Lin S.C.H., et al., The Application of 3Dlaser Scanning Technology to the Assessment of Ordinal and Mechanical Cortex Quantification in Lithic Analysi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37 (4) , pp.694-702, 2010.c.Magnani M., Three-dimensional Alternatives to Lithic Illustration, 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Practice, 2 (4) , pp.285-297, 2014.d.Grosman L., Smikt O., Smilansky U., On the Application of 3-D Scanning Technology for the Documentation and Typology of Lithic Artifact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35 (12) pp.3101-3110, 2008.e.Airvaux J., Note sur de Nouveaux Procédés Pour le Dessin des Objets Lithiques, Préhistoire du Sud-Ouest, 12, pp.218-221, 2005.
[37]a.同[1]d。b.同[19]。
[38]Parenti F., The Utility and Meaning of Stone-Tools Drawing, in I.Caneva, P.Biagi, C.Lemorini, DZampetti (eds.) , Studies in Early Near Eastern Production, Subsistence, and Environment 9.Paper Presented at Beyond Tools, II Workshop on PPN Chipped Lithic Industries, Berlin, ex Oriente, pp.107-111, 2001.
作者: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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